杭城纪事

72、75年，5岁至8岁这段时间，我是在杭州舅舅家度过的，这是一个三世同堂、有着4个哥哥、2个姐姐的大家庭，我这个妈妈的独生女从此有了一个热闹而生动的童年。

下城区仙林寺七号，由于城市改造，原址已无迹可寻，但它存在于我与哥哥姐姐们共同的情感记忆里，一幕幕场景，一件件事，一个个人，五十年后仍活跃在脑海里，亲切有趣，忘不了。

仙林寺是一个功能齐全、不小的居民区，区内有宽宽长长的巷子，有实木圆柱撑起的连体房屋，有夹着稻草砌成的泥墙；放学后，孩子们成群结队从小学校里走出来，穿梭于拐角的小杂货店；礼堂里放映电影，甚至有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这样的外国电影。平时，我会跟着家里年龄最小的陈鸿哥哥到处跑，跟屁虫似的，隔三差五跑到礼堂的铁门里，将各个角落看个究竟。

我们所居住的七号，住着8户人家，5户围着一个大天井，右边的过道通往另3户人家。跨过七号“墙门”古旧的木门槛，经过一段结实的泥土路，有褐色原木房梁支撑的屋顶遮挡，所以风吹不着、雨淋不到。记忆中最有特点的，是大天井中间的一口圆井，邻居和家人们所有的生活用水，都要靠这口井，寒来暑往，冬暖夏凉。大人们有一套熟练的、从井里打水的功夫：把系着绳子的空铁桶放到井下，靠近水面时，拽着绳子上下左右甩几下，将铁桶沉入水中，待到桶中装满井水，则左右手交替着收起绳子，铁桶“哐当哐当”撞击着井壁，被一路提上来，一桶水就这样打好了。那时，我常常好奇地趴在井口向下探看，可是，除了黑洞洞的深井和取之不尽的井水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

舅舅舅妈是大家庭的一家之主，我这个不在妈妈身边、上海来的小孩子得到了他们特别的照顾和优待。在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，每天午觉醒来，我可以在一个广囗大玻璃瓶里，取一块专门为我准备的圆饼，上面有时撒着白糖或芝麻，香香脆脆，其他哥哥姐姐是没份的。

舅妈高大白晳，心地善良，爱听越剧，总是笑着说话。那个年月，路上经常碰到乞讨者，俗称“叫花子”。记得我亲眼见过一次，一个蓬头垢脸的男孩上门要饭，舅妈二话不说，打了一盆热水，让男孩子洗脚，给他干净的袜子穿上，吃饭，把他送走。舅妈走到哪里，经常随身带着我，去得最多的是她的工厂。一间很大的印花车间，热气腾腾，舅妈与工友们说话，我站在一边。只见一个长长的辊筒被推送过来，打好的花样便在织物上应运而生，人推着辊筒来回走，花色一层层套印上去，越发好看，十分神奇。

舅舅话少，精干，常常写信，在区商业局工作。逢到过年，舅舅给每个孩子发压岁钱，当然少不了我的一份。平时没零花钱的我，就等着这一刻，眼巴巴看着一枚簇新的伍角钱纸币从崭新的牛皮纸信封里抽出来，多么欣喜！我一拿到压岁钱，就直奔拐角的杂货店，将眼馋了很久的糖糕收入囊中，全然顾不得舅舅事后的数落。舅舅平时偶尔说笑，什么话都藏在心里。

家里最老的是“娘娘”，人瘦，话多，脸上满是皱纹，会对着调皮的男孩子骂山门，但却从来没有骂过我。妈妈来杭州，娘娘会在妈妈面前，一遍遍重复夸我对她的礼貌，比如说，放学回家看见她，我总是最先叫一声“娘娘”，然后径直走到最里面的一间屋子，做作业去了，学习上从来不需要大人操心。妈妈也会买一些生活用品给娘娘，让她高兴。最后一次见到娘娘，她已坐在床上，不能走路了，但精神还是不错的。

哥哥姐姐们是我的玩伴，特别是最小的陈鸿哥哥，还有慎、白姐姐，那时也不过十来岁吧。过年的时候，哥哥姐姐们一大早起来，去菜市场排队买难得的猪肉骨头；夏天，我们将圆滚滚的西瓜浸没在井水里，吃起来透凉透凉的；春天，小哥哥姐姐们斜跨军书包、脚穿绿军鞋，徒步青山绿水间，或上山挑野菜，杭州城给了孩子们得天独厚的条件，钱塘江、西湖、六和塔、虎跑泉、灵隐寺……无不留下了我们的足迹。与我年龄相差比较大的是建民哥哥和“老虎”哥哥，老虎哥哥从部队复员，在报社工作，将高干的女儿娶回家里；而建民哥哥则娶了特别爱干净的丽娟姐姐。如今，他们都是安享晚年的老人了。

杭州，这座风景秀丽的城市，给了我那么多童年的欢乐与回忆，如果没有那段经历，我的童年是多么苍白。当年带回上海的，是一口纯粹的杭州话语，而如今，即便我不会再讲杭州话，但听到它时，仍像听到乡音那么亲切。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词：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；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；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头。何日更重游！每每读到，令人怀想。